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父母的房屋遗产由兄弟姐妹中一人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并视为己有发生纠纷应如何处理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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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统一同业拆借市场中证券公司信息披露规范的通知

银发［2003］157号

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具有同业拆借市场成员资格的各证券公司，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为增加同业拆借市场运作的透明度，按照《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银发［1999］288号文件印发），现就统一同业拆借市场中证券公司信息披露规范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经批准成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成员的证券公司有向同业拆借市场披露必要信息的义务，证券公司应披露真实信息。

二、经批准成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成员的证券公司必须通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的电子信息系统定期披露以下信息：

（一）每年1月20日以前，披露上年末的资产负债表、净资本计算表、上年度的利润表及利润分配表；

（二）每年7月20日以前，披露当年6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净资本计算表、当年1-6月的利润表及利润分配表；

（三）每年4月30日以前，披露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会计师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包括审计意见全文、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净资本计算表、利润表及利润分配表和会计报表附注。

三、证券公司股权变更完成后30个工作日内，应通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的电子信息系统，向同业拆借市场公告股权变更情况。

四、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后，经批准成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成员的证券公司，自批复之日起60日内，应通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的电子信息系统，向同业拆借市场披露公司基本情况、历史沿革和最近一次经过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净资本计算表、利润表及利润分配表和会计报表附注。

五、2002年6月30日以前经批准成为同业拆借市场成员的证券公司，必须于2003年9月30日前通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的电子信息系统，向同业拆借市场披露2002年度经过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净资本计算表、利润表及利润分配表和会计报表附注。2003年已经披露过上述信息的证券公司可以豁免本次信息披露。

六、鼓励证券公司在此基础上披露更多信息。

七、证券公司的董事会或主要负责人应当保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证券公司要落实专门人员负责信息披露文件的制作和报送工作，并将负责该项工作的人员名单和联系方式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备案。

八、未按上述要求披露信息的证券公司，将视情节给予通报批评；3年内累计2次未按要求披露信息的证券公司，将按该公司拆借限额的80%重新核定拆借限额；3年内累计3次未按要求披露信息的证券公司，将视情节轻重按低于该公司拆借限额50%的比例重新核定拆借限额，或者暂停同业拆借市场成员资格，直至取消同业拆借市场成员资格。凡是披露虚假信息的证券公司将被取消同业拆借市场成员资格。

九、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的证券公司可以豁免在同业拆借市场进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十、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要根据本通知的要求，修订现行的信息披露操作规则，进一步加强技术支持力量，落实专门人员负责信息披露工作，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证券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公布。

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同业拆借市场中证券公司的信息披露工作一律按本通知的规定执行。



中国人民银行

二００三年八月十二日


有感于律师和记者的调查权

韩荣营

当今世界法治国家，大都确认律师和记者“自由职业者”的地位。律师通过执业活动，依据事实和法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记者通过采访活动，如实报道国内外发生的事件，以褒扬正义、贬斥邪恶。二者根本的共同点是尊重事实，重现事实，通过事实说明问题。重现事实的途径就是调查，在律师称为取证，在记者称为采访。律师通过调查取证，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还事实以真相；记者通过采访报道，用语言、文字或音像还原事实真相。然而，无论是律师，还是记者，就调查权问题，在其执业活动中，均有许多尴尬和无奈。
一是我国法律、法规不健全。对于律师调查取证，《律师法》第31条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它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所谓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必须经被调查单位或个人同意，如果是辩护人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调查，除本人同意外，还必须同时具备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的许可条件。由此可见，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完全取决于被调查对象，如果被调查对象不同意，无需任何理由，律师均不能调查取证。这与权利本质相悖。所谓权利，是指要求他人为某种行为或者不得为某种行为的资格。既然调查取证是律师的权利，那么就应当是被调查者的义务；而现行法律赋予调查对象许可的权利，律师的调查权反而倚赖调查对象的许可权而存在，显然与权利的本意相悖。由于这样规定，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受到很大限制，任何被调查单位和个人，只要不同意接受调查，律师的调查取证就无从谈起。而法律对记者采访报道权利规定更加模糊，到目前为止，既没有出台《新闻法》，也没有关于记者执业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法规、甚至部门规章。唯一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规定的又特别笼统，既不属于法律，也不属于法规，连规范性文件也不算，而且政治性还特别强。根本未涉及新闻记者在执业过程中的权利问题，使得新闻工作者，包括一些传媒与司法方面的研究者，不得不引用《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残疾人保障法》及《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有关条款，来引伸其采访报道权。新闻工作者采访报道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权利难以落实。
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甚至政策对新闻记者采访报道权的规定，导致记者采访报道，只要不是为被采访单位歌功颂德，做美化宣传，或者起广告效应的，就很难取得当事人的配合。尽管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记者采访报道需要被采访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实践中，如果被采访者不同意，记者是无法完成调查采访工作的。
二是由于以上原因，律师和记者在实际执业过程中，主要是在调查取证或采访过程中，人身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尽管《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律师和记者在调查（采访）过程中，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律师取证过程中遭到围攻、威胁，甚至漫骂、殴打，非法拘禁的情况很多，特别是矛盾尖锐的案件和一些涉及国家机关的案件，律师调查取证时危险性更大。而记者采访报道，除非正面褒扬的，凡是作为反面材料的，有负面影响的，对阴暗曝光的，都有可能受到人身伤害，实践中被打骂、砸毁器材，强索资料，甚至非法拘禁的情况都出现过。如广西南丹矿难事故的调查，记者受到的待遇是：阻截、驱赶甚至追杀。
三是律师运用证据为当事人服务和记者对采访的事实真相通过媒体予以报道后，所产生的不利后果也极为相似：律师如果将调查取得的证据在法庭上出示以后，对方当事人一知悉，闭庭后威胁证人撤回证言或者作出与原证言相反的证明，使得律师的工作功亏一篑，导致法庭不能采纳律师依法取得的完全是事实真相的证据。更有甚者，在刑事辩护中，如果律师将依法调查取得的证据出示给法庭，而且足以推翻控方的证据或对控方的证据产生威胁时，个别公诉人和公诉机关不是依据事实和法律，实事求是地分析案情，而是迁怒于律师，休庭后运用国家的强制力，用非法手段威胁证人，迫使证人改变证言，并把改变证言的原因加害到律师身上，进而以《刑法》第306条迫害律师，有的在休庭后当场带走律师。实践中出现了湖南云梦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亚清妨害证据案，福建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黄亚斌伪证案等一系列冤案。而记者一旦将采访的事实真相通过媒体公诸于众，如果是对违法行为进行曝光，不道德行为进行谴责或对阴暗面进行揭露，即使完全尊重客观事实，也可能面临被恐吓、骚扰甚至于被起诉的厄运。而最直接的方式 是：这些记者或记者所在单位的其他记者，会遭到被采访单位的“封杀”，象广东高院、兰州市公安局、中国足协都曾下令“封杀”记者。
律师和记者之所以在调查取证权上有诸多相同的厄运，主要是我国目前立法的不足造成的。《新闻法》从着手立法至今已20多年，仍迟迟未出台，并且在2003年十届人大的立法规划中也没有列入。同样《律师法》尽管存在着许多阻碍律师执业的条款，但其修改也未列入五年规划。笔者认为：应尽快出台《新闻法》，对记者采访报道事实真相的权利予以明确，并明确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配合义务，禁止各种形式对记者采访权的非法侵害。尽快修改《律师法》，恢复《律师暂行条例》关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并明确律师行使此项权利的法律保护。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律师和记者的执业权利，才能进行有效的舆论监督，才能还事实于真相，才能扬善除恶，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最后，笔者引用著名法学与文学大师冯象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律师和记者不用结盟但天然就是盟友，特别是从社会监督的角度来考虑，这两股力量有效地结合起来，我认为会使一些人，特别是那些视社会监督为寇仇的人，心惊肉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