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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加强中国特色律师文化的建设/李俭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6 01:48:37  浏览:8485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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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加强中国特色律师文化的建设

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 李俭

[摘要] 本文通过从文化及律师文化的概念入手,探讨了律师文化的主要功能及现实意义,剖析了当前我国律师文化中存在一些问题,提出了加强中国特色的律师文化建设所应具备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 律师文化 亚文化 精神文化 行为文化 以人为本 团队合作

文化及律师文化的概念:
“文化”一词,由于其语意的丰富内涵,多年来一直是文化学者、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问题。美国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回顾》中列举的欧美对文化的定义就多达一百六十多种。据有关专家考证,“文化”一词,德文为kultur,英文为culture,两者均源于拉丁文字cultura,其意为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等。18世纪以后,其含义逐步演化。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于文化性质的认识不断深化。
文化首先是用来指‘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完善的思想具有密切的关系。其后又用来指‘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般状态’。再后是表示‘各类艺术的总体’。最后,到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 而最早给文化下一个较完整定义的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爵士,在他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的发展研究》一书中指出, “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
律师作为一个社会的特殊群体自从其产生以来,就是国家司法体制的一部分。根据我国《律师法》第2条的规定:“本法所称的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一方面,律师是一种职业,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是一种服务性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其不同于其他职业的特点在于律师是直接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向当事人提供服务的,其内容直接跟国家的法律体制和法制建设紧密相连,这就决定了律师工作内容的依法性,也决定了律师这一职业的神圣性和严肃性。而律师文化,则是从律师这一职业延伸出来的、由律师作为一个职业群体在长期的法律服务实践中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关于律师的职业操守、价值取向、理想追求、社会评价、行为规范等所共同组成的文化内涵。
一个社会职业群体的发展,需要文化的支撑,文化就是这个群体的生命。中国律师作为一个职业社会群体,在经历了恢复律师制度25年来的探索与实践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而属于这个群体的律师行业文化,随着25年的积淀与过滤、扬弃与升华,已经从她的嫩稚阶段逐步走向成熟,正成为中国当代律师共同信奉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
由于律师文化秉承了一般文化的共性,又具有亚文化 的特性,律师文化的内涵集中体现在律师的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两个方面。律师精神文化是律师群体在法律实践过程中受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影响而长期形成的一种文化观念和精神成果,解决律师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和价值观进行法律实践问题,是律师文化的核心,主要通过律师的价值理念表现出来,包括律师价值观、律师精神、律师理想、律师宗旨、律师道德、律师哲学等;律师行为文化是律师群体在一定行为规范的制约下,在法律实践中产生的、以人的行为为形态的实践文化,解决律师怎样进行法律实践问题,是律师文化的外现,主要通过律师行为规范表现出来,包括律师执业行为约束、律师制度制定与实施、律师机构管理等。律师文化的内涵集中反映了“知行合一”的理念,体现了一般文化的内在要求和律师文化的特殊属性。

律师文化的主要功能及其现实意义
律师文化作为律师行业和律师执业过程产生出来的精神文明成果,一方面,它是律师这个群体集体智慧的结晶,律师也通过自己的法律服务实践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着律师文化的内涵;另一方面,律师文化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功能,所以其积极发展也对律师的社会评价、执业环境乃至国家的法制建设起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首先,律师职业的产生就是时代的需要,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赋予其更大的发展空间。从文革时期不需要律师,将律师都关进了牛棚,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首次恢复了律师制度,律师的产生和发展是跟我国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紧密相连,也跟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息息相关。律师文化也从最初人们对律师的认识仅限于帮坏人说话的刑事辩护,发展到律师大量参与到解决社会的民事纠纷、经济纠纷,再到改革开放、引进外资时积极参与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活动、为中国企业走向海外保驾护航,律师职业的内容不断得到扩展,律师在社会的经济生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人们对律师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这本身就意味着律师文化的内涵在新时期下被不断地充实。
其次,律师文化的不断丰富也是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人具有正义感和道德感,社会的发展和律师的执业也应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为实现建立一个法治、公平的社会而努力,而律师的作用就体现在定纷止争、化解冲突、维护人权和法律尊严上,没有渊博的法律知识和敬业的职业操守很难满足当事人和社会对律师提出的要求,律师应通过自己的司法实践充分反映这种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要求,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认真贯彻到自己具体的法律服务中去,以不断丰富律师文化的内涵。
具体来说,律师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导向功能。律师文化反映了律师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可以引导律师的主体行为,使律师为共同的理想、愿景而努力,主要表现在对律师心理、价值观、思想、行为起积极的导向作用。
  2.凝聚功能。律师文化通过影响律师的习惯、知觉、动机、期望等微妙的文化心理,使律师产生归属感、认同感,围绕共同理想,形成群体意识、整体理念和合作团队,以增强律师执业队伍的凝聚力和协作奋斗的精神。
  3.激励作用。律师文化提倡的先进理念是文明与进步的标志,可以极大地激发律师的职业荣誉感、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律师为理想和宗旨而不懈地努力。
  4.规范功能。律师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出对律师行为的准则和约束,其中制度文化、组织文化、管理文化、行为文化中表达的理念都对律师产生心理约束,进而产生对行为的自我控制,这种文化上的“软”约束,都对律师起到规范作用,促使律师摒弃不良的陋习和为了个人一己之私利而做出有损于律师良好声誉和律所的违法行为。
  5.协调功能。律师文化倡导的价值观必然符合社会文化的要求,这就使得律师能够协调好与社会的各种关系,履行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同时律师文化作为一种维系律师内部关系的“贴合剂”,也使得律师个体之间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实现律师与律师之间、律师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与和谐。
  6.辅射功能。律师文化具有扩散性,律师可以通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优质的法律服务向社会传播律师文化的先进理念,并通过律师依法办事的法制宣传、弘扬时代精神和正义精神的司法实践,对社会群体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他人对律师的正面评价和舆论导向传播并辅射到律师业以外的行业和领域,对整个社会风尚都产生一定的影响。

当前中国律师文化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的律师文化总来说其主流是好的,反映了律师作为一个群体的素质较高,在社会上享有良好的职业评价和社会舆论,但随着我国这几年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律师队伍中也是暗流涌动,出现了一些负面的评价和报道。
首先体现为律师过多地考虑和看重业务的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的实际需要和考虑社会效益,律师也成了金钱至上的代表之一,有些人甚至明确说律师是“抢钱的”,反映了普通民众对于律师社会评价在下降,象施洋大律师那样“为民请命”的律师少了,律师业也成了“惟利是图”的行业之一,在此,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律师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加强律师的自律和律师队伍本身的建设,树立诚信观念,不断提高律师的业务素质,重树律师正面形象也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其次,对律师文化的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对律师文化和其他文化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研究不够充分。律师文化建设涉及到多种学科,诸如文化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心理学、文化社会学、法律文化学等等,为了加深对律师文化的理解,我们不但要研究律师文化本身,还应主动与文化、学术部门加强沟通联系,建立起沟通协调机制,加强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探讨文化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
再次,应大力加强律师的宣传和推广工作,增进社会大众与律师之间的了解和互动。目前,一般普通百姓或对于律师职业的理解也仅限于发生纠纷时请律师帮着打官司,律师只是一个个消极地到处出击的灭火队员,哪里有诉讼哪里就有律师身影,律师文化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诉讼文化,这样完全不利于整个社会法律意识的提高和法治的现代化。今天,国外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律师的法律服务前置化了,通过律师大量的诉讼前的法律服务,规范企业的日常运作和管理,通过企业自觉按法律办事的行为来降低违法和被侵权的成本,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一方面有利于更好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减少其维权的成本;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不断拓展律师的服务领域,促进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可谓一举三得。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律师文化应有的时代特征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律师文化,首先应明确我们的指导思想,即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为目标,以律师工作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己任,以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的执业精神为核心,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文化建设的理论体系和政策体系,保证和促进我国律师队伍建设的顺利进行。
同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律师文化,应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时俱进,紧扣时代的脉搏,以时代的繁荣和昌盛为己任,紧跟时代的步伐。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迁,社会主流文化的不断丰富也赋予律师文化以新的内容、不断拓展着律师文化的外延。特别中国这些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扩大的改革开放,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拓宽了律师的服务领域,也给律师的业务素质和业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社会的发展给律师文化不断注入新的内容、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律师文化作为亚文化的存在,其自身的发展也不断丰富着社会整体文化的内涵,对其他文化的发展也起着触类旁通的效果,他们之间交相辉映,互相促进。律师,作为律师文化的创造者和载体,担负着律师文化建设的重任,应以时代的要求严以律己,在律师文化中应充分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如创新、勇于开拓、社会的责任感、科学的发展观、从建设和谐律所到建设和谐社会等等。
第三,律师服务也应体现我们的人文特色,以人为本,在提供法律服务的时候贯彻人文主义的精神,不是简单、机械地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而应在提供律服务的同时更多地为当事人设身处地着想,将经济效益和当事人的合法、真实的需要及律师工作的社会效益相结合,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劳动给当事人究竟带来了什么?当事人的真正关切所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为社会带来了什么?对法治建设是促进还是破坏?在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当事人或社会效果产生冲突时怎么办?因此,在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时应充分贯彻诚实信用的原则,关注当事人合法、合理的要求,制止其非法的要求,不是一味地讨好和满足当事人的任何要求,从而建立起跟客户之间的互信关系,想其所想,切实解决他们的诉求。
第四,任何一种文化的生命力都体现在它的创新上,律师文化也不例外。文化是这个时代的积淀和反映,律师们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在不断创造着全新的服务理念,从律师制度建立初期的一般的刑事辩护、民事代理,到后来又颁布了行政法,老百姓第一次拿起了法律的武器,向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政府叫板,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历史在不断地改写,随着律师服务领域的不断拓宽,律师的服务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个人、企业提供着全方位的法律服务,也在用自己的汗水为我国的法制建设不断地添砖加瓦,深入着前人从未涉足过的领域。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到海外上市、投资和融资,律师的脚步也随之踏遍了五湖四海,而独特的中国律师文化也得到了广为传播,律师也不再是单一的打官司的讼师,而真正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法律工作者和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第五, 团体性和团队合作精神。
团队合作应该是律师的核心文化之一,在提高客户利益这一最高的目标下,律师在平常的工作中,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作为专业人员,同时也是热心的同事和朋友。这一根本的团队文化不仅取决于律师队伍的多样化,更是支持和培育了多样化的特点,以及包含和允许来自不同教育背景和不同文化的律师发挥和发展其潜能。越来越多的律师业务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律师的单兵作战,而是团队的合作,甚至是一个集团军的协同作战,那些大型的复杂的案件中,我们面对的对手是一个巨型的企业、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团队的合作根本无从完成,因此,律师的工作越来越讲究团队合作、集体配合、专业分工,这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律师队伍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集中了集体的智慧,有利于律师整体服务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律师也在这样的合作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提高了团队的意识和合作的信念,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和了解,融洽了律师之间的气氛,让每个律师充分体会到集体的力量和能量。
第六,律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也是律师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律师的职业跟国家的法制建设和社会的法治化紧密相连,律师们通过自己的司法实践和实际工作体现着法律的权威,实现着法律的正义,维护着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完善,所以律师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维护法律的尊严,为改革开放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保障。
第七,律师文化应体现其包容性的一面,注意与其他文化的兼容并蓄,不断
丰富律师文化的内涵。各种文化都有其优秀的方面,值得其他文化的借鉴和学习,取长补短,坚持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才能共同发展。律师文化因其层次高、专业特色明显而独树一帜,但律师文化的更进一步发展也离不开从其他文化中汲取营养,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都是人类文化中的支流,它们之间的融会贯通,象涓涓细流汇聚成海,不断丰富充实着人类文明的宝库。
此外,律师文化需要进一步发展,还应有足够的开放性、多样性,并兼具国
际化的特征。一种文化需要发展,应该坚持开放的原则,不应该在封闭的环境中闭门造车,将自己固步自封于狭隘的空间中,应保持开放的心态,对其他的文化采取一种积极的吸收、参照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且这种开放应该对世界的开放,不应局限于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世界已被连接成一个互联互通的地球村,资源和信息共享使现在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彼此的协调与合作,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人们创造了多种多样灿烂的文化,不断丰富着人类的精神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开放性也是其活力和不断发展的源泉所在,国际化使得我们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各种优秀的文化,交流带给我们双赢的结果,又不断推动着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不断丰富着中国特色律师文化的内涵。

[参考文献]
1, 樊斌杰:《律师文化之思索》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6999
2, 司法部赵大程副部长:《关于开展我国社会主义律师文化建设研究的问题》http://www.lawyerculture.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48
3, 王维林:《以律师文化的特质为线索建构我国的律师文化》吉林菁华律师事务所http://www.lawyerculture.com/News_Show2.asp?NewsID=271&NewsPag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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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企业到境外上市的法律与实践

严 荣 华


【摘要】资金是制约高科技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企业解决资金的最佳途径是股票发行上市。但是在国内,由于新股发行、辅导受限制,审核机制缺乏透明度,等待周期长,场外交易市场匮乏等原因,大部分企业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在境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上市。本文主要探讨境内企业到境外上市的法律与实践,并重点介绍境外上市的几种模式。
【关键词】境外上市 模式 法律 实践

很多创业企业从公司筹组伊始,就将上市作为其目标;更多的创业企业在公司有了长足的发展后,希望通过发行股票并上市筹集更多的资本金,进一步壮大企业的实力。由于国内上市门槛较高,且渠道有限,很多有上市计划的企业就将目标锁定在境外上市。
香港作为内地企业首选的融资中心,既得海外上市之利,又可享受本土市场之便。从1993年1月至2004年12月底,内企已在香港筹资9010亿港元,占香港市场同期总融资额的49%,仅2004年度境内企业在香港筹资就达1104亿港元,其中首次上市筹资额为754亿,占香港市场同期的79%;在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包括H股、红筹股以及民营企业共有304家,总市值为2.02万亿港元,占香港股市总市值的30%;内地企业股票的成交额已占香港股市总成交的近50%。种种数据表明,自去年以来,良好的市场环境及先期上市的中国企业的示范效应推动国内企业掀起了又一个境外上市热潮。
境内企业到境外上市的模式虽然非常多,但归纳起来主要有直接上市与间接上市两种,其中间接上市又包括买壳上市和造壳上市两种形式。但境内企业以任何形式到境外上市,均应报中国证监会审批。主要适用法律是《证券法》第二十九条和国务院于1997年6月20日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在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管理的通知》(简称“九七红筹指引”)。下面以香港证券市场为例,介绍境内企业到境外上市的几种模式。
一、境外直接上市
境外直接上市即直接以境内公司的名义向境外证券主管部门申请发行的登记注册,并发行股票(或其它衍生金融工具),向当地证券交易所申请挂牌上市交易,如在香港上市的H股、新加坡上市的S股、美国纽约上市的N股等。(分别取Hongkong、Singapore、New York的第一个字为名)
由于公司注册地仍在内地,实质上是中外合资公司的外资股部分在海外上市,而且上市集资仍需返回大陆,所以中国证监会的政策指引是鼓励的,“成熟一家,批准一家。”通常,境外直接上市都是采用IPO(首次公开募集)方式进行,其程序较为复杂,需聘请境内外中介机构较多,成本较高;需经过境内、境外监管机构审批,花费的时间也较长。但是,正因为需经过这些相对严格的程序,申请企业一旦获准在境外上市,将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投资者的信任,公司股价能达到尽可能高的价格,公司可以获得较大的声誉,股票发行的范围也更广。
(一)境内企业申请到境外直接上市的条件
1、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主板:(1)符合我国有关境外上市的法律、法规和规则;
(2)筹资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利用外资政策及国家有关固定资产投资立项的规定;
(3)净资产不少于是4亿元人民币,过去一年税后利润不少于是6000万人民币,并有增长潜力,按合理预期市盈率计算,筹资额不少于是5000万美元(俗称“456”要求);
(4)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及较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有较稳定的高级管理层及较高的管理水平;
(5)上市后分红派息有可靠的外汇来源,符合国家外汇管理的有关规定;
(6)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创业板:(1)依法设立并规范运作的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及主要发起人在最近2年内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3)国家科技部认证的高新技术企业优先批准。
2、香港当地相关规定
主板(简称“大H”股):(1)三年经营历史;
(2)三年盈利记录,最近一年2000万元港币,另外两年合计不少于3000港币;
(3)管理层和股东稳健。
创业板(简称“小H股”):(1)24个月的经营历史;
(2)活跃的业务记录,主业单一;
(3)稳健的管理层和股东。
(二)境内企业申请到境外直接上市的审批程序
1999年7月14日证监会《关于企业申请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对各种类型企业以任何方式寻求境外上市之申请和批准程序作出了规定。同年9月21日,证监会公布了香港创业板上市审批程序,内容大同小异。
(1)公司在向境外证券监管机构或交易所提出发行上市初步申请3个月前,向证监会报送申请报告、省级政府同意公司境外上市文件和境外投资银行上市分析报告;
(2)证监会就政策问题会商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委;
(3)证监会函告公司是否同意受理其境外上市申请;
(4)公司将拟选中介机构名单报证监会;
(5)公司向境外证券监管机构或交易所提交发行上市初步申请5个工作日前,将初步申请内容报证监会备案;
(6)公司在提交发行上市正式申请10个工作日前,向证监会报送各项要求的上市文件。证监会在10个工作日内予以审核批复。
二、境外间接上市
由于直接上市程序繁复,成本高、时间长,所以许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为了避开国内复杂的审批程序,选择以间接方式在海外上市。即国内企业到境外注册公司,境外公司以收购、股权置换等方式取得国内资产的控股权,然后将境外公司拿到境外交易所上市。间接上市主要有两种形式:买壳上市和造壳上市。其本质都是通过将国内资产注入壳公司的方式,达到拿国内资产上市的目的,壳公司可以是已上市公司,也可以是拟上市公司。
(一)境外买壳上市
买壳上市是指非上市公司通过购买一家境外上市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权来取得上市的地位,然后注入自己的有关业务及资产,实现间接在境外上市的目的。
1、壳资源
买壳上市的关键是找到一个“干净”的适合企业的壳。与一般企业相比,上市公司最大的优势是能在证券市场上大规模筹集资金,以此促进公司规模的快速增长。因此,上市公司的上市资格就成为一种“稀有资源”,所谓“壳”就是指上市公司的上市资格。由于有些上市公司机制转换不彻底,不善于经营管理,其业绩表现不尽如人意,丧失了在证券市场上进一步筹集资金的能力。要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壳”资源,就必须对其进行资产重组。
但是大多数“壳”公司负债一大堆,资产少而又少,或者根本一文不值。所以利用“壳”资源之前一定要仔细调查和考虑,最好借助专业人士帮助寻找壳公司。理想的“壳”资源应该有以下几个特点:
(1)股本规模较小,股价较低;
(2)股东人数适中,一般在300~1000人;
(3)负债较低;
立法或修订法律难以解决中国面临的性骚扰问题

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绍明


法律关注性骚扰,给受害者以司法救济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可法律应如何关注性骚扰,是以专门法的形式系统规范还是修改现有法律?是在现有法律中寻求依据还是移植外国的法律?
目前,在我国较有影响力的呼声一是以陈癸尊等为代表的制定一部《反性骚扰法》,另一种是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有关反“性骚扰”的内容。
制定专门法律惩治性骚扰反映了人们希望严厉惩治骚扰者的良好愿望,但我认为目前的条件尚不具备并且没有这个必要。
首先,“性骚扰”概念尚未明确,它侵犯了公民的什么权利、哪些“性骚扰”行为属于民事侵权范畴,哪些应该归为刑事制裁或行政处罚范畴这些根本性原则性问题还未讨论清楚,如果匆促立法最后因法律不完善而不停地修改甚至废止,有损法律的权威性。
其次,法律大多调整某一方面的法律关系而非规范某一行为,对“性骚扰”还未达到需要由专门法来调整那样严重的程度,国外也没有反《性骚扰》单行法规的先例。
第三、一部新的法规必须与国家现有的法律体系相配套,必须在《宪法》这部国家根本大法中找到依据,必须先有大量理论研究和判例作基础,这些立法最基本的条件我们都还不具备。
制定专门法律条件不具备,是不是可以通过修订现有法律来规范性骚扰行为呢?当前,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有关“性骚扰”的内容是呼声最高的一种观点。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了反性骚扰的内容是不是就能解决性骚扰问题?我认为不能,仅凭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想解决性骚扰问题最终只会违背立法者的初衷,百害而无一利。
首先,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有关“性骚扰”的内容沿用了国外性骚扰是一种性别歧视的思路,在我国性骚扰绝大多数不表现为性别歧视,不符合我国国情;
其次,国外性骚扰大多发生在工作场所,对骚扰者惩处同时雇主同样承担责任,而我国无论是刑事制裁、行政制裁还是民事制裁都无单位承担责任一说;
第三,在法律中明确规范“性骚扰”行为先确定性骚扰的性质,应承担的责任是刑事责任、行政责任还是民事侵权责任,〈〈妇女权益保障法〉〉作为一部保护特殊弱势群体的法律难以担当如此重任。
第四,如果仅将性骚扰界定为男性对女性的骚扰,以后出现女性骚扰男性或者同性间的骚扰怎么办?
第五,就算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了有关“性骚扰”内容,受害人到法院同样难以起诉,会因为没有案由而被法院拒之门外;会因为举证难而官司难打;会因为无损害结果证据而无法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这些难道是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所能解决了的吗?

我国法律体系不属于英美法系,判例不能成为法律渊源。这决定了我们不能先制定法律后通过用判例不断完善法律来解决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虽然现有的几起案例都是发生在工作场所,很多国家靠《劳动法》等有关法规来规范性骚扰行为,但我国劳动关系是合同关系,可以要求单位制定内部防止性骚扰的规章制度,由于我国并没有雇主对雇员个人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的规定,这种规定缺乏强制性,更解决不了非工作场所出现的性骚扰问题,想依靠劳动法规的修订解决面临的日益严重的性骚扰问题一样行不通。

(欲了解本人的详细观点,请参阅本人所著〈〈反击性骚扰〉〉一书,该书已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
 作者联系地址:武汉市汉口新华下路9-1号江汉区图书馆4楼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
邮编:430015
电话:027-85777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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