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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宰场案的负面影响

[美]威廉.H.麦勒 著
宋飞 译

（本文及《美国诉微软案》译自《法律界名人英语经典演说辞》 项阳编著（5元丛书第五辑 主编 马德高 张晓博 范希春）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此次翻译未经原作者及编著者的同意，故仅供学术研究使用。）


每天，成百上千的美国人被卷入严重的民事纠纷中，这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这些人因自己的行为而面临逮捕、罚款乃至监禁的风险。你不会再看到有人在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后被纠察队员驱赶或是从运粮车旁拖走。相反，你会发现通过千辛万苦和努力奋斗为自己家庭挣取诚实收入的人们被起诉。他们遵守着全国范围的州市两级法律和规章，可悲地是，这些事情竟让他们触犯了法律。
这些辛勤劳动的男女们反倒成为了这片大陆的法律之下的贱民，这就是屠宰场案和提倡经济自由化的宪法保护的全部内核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在屠宰场案中，最高法院以一个5比4的判决（在那时是一个少见的秘密投票）准许被行贿的路易斯安那州立法机关为正在进行屠宰的家禽创制一个长达25年的垄断法令。立法机关授予一家公司以独占权，让其经营新奥尔良的一家屠宰场，其它屠夫如果要进行家禽屠宰，就得使用那里的设施并接受它的收费服务。失去生计的屠夫们为保护其经济自由权利，向法院提出对这部新制定的第14修正案中的“特权或豁免”条款进行审查。
对当时的屠夫们和如今的美国人来说，不幸的是，法院没有同意屠夫们的要求。大多数法官抛开该条款的本来意图，认为“特权或豁免”包含的仅是宪法所认可的原权利，正如宪法规定人们有权从事对外贸易、有权申请人身保护令状、有权自由进行州际迁徙。但这个条款并不违反人权法案，也不违反经济自由化原则。
什么样的人挺过了这样的诉讼之灾?像二十年前移民到美国开始新生活的医院职工赫克托. 尼克兹这样的人.以前,当他失去他的工作, 他可能会继续靠福利救济或者沦为失业.现在则相反,他决定到纽约的通勤专车上为他的皇后社区从事安全、高效率、低成本的运输工作。
每天,赫克托在他所在地区开车送几千人次上下班.而且他不孤独,上百名其它企业的通勤专车司机与他干着同样的事,每天送近4万人次往返于皇后社区与布鲁克林之间.赫克托有一个忠实的客源和一个没有污点的安全记录,正如我的同事尼克尔.加内特喜欢说的那样,他与其它司机"都是从事送人们上下班的工作".
身处一个超过10％的人口依靠公共救济、将近2％的经济是由黑市操纵的城市中，你如果认为，这样一家诚信企业会得到鼓励支持，那么你就错了。依照纽约州的法律，像赫克托. 尼克兹和他的同行们的行为是非法经营，因为他们在与处于垄断地位的公汽竞争。按照法律，他们的客车定期会被没收，他们还会被迫交纳繁重的罚款。而且，在客车服务只收1美元一乘次的同一线路上，提供糟糕透顶的服务的公汽却要收高达3.95美元一乘次，除此之外，每一乘次还要收1.5美元的小费。市政会的一个铁三角--运输业工会，与公汽公司一道，操纵着对赫克托不公平的运输制度，阻碍后者上路经营，如有不从还会对其提起索偿诉讼。
那时像塔利布-T.乌克达和他妻子帕麦拉.法勒这样从80年代早期就开始在哥伦比亚特区经营首批非洲发艺沙龙的人，通过不懈努力，用他们积攒下来准备买车的500美元，开办企业。本着正当经营和将编辫视为一种商业和艺术形式的理念，不久他们的规模就壮大了，并雇请10人为他们经营沙龙。
然而有一天，美容业警察找上门来，要看塔利布的营业执照。塔利布告知此人他没有营业执照，但假如没有对他的生意很不方便，他会申请一个的。
当他了解到在哥伦比亚特区从事编辫，你就得申请领取美容业执照，而拥有这种执照你就得交5000美元去接受大约3到9个月的培训，完成1500个小时的课堂作业。事实上1500个小时全部都要花在与头发天然护理和编辫完全无关的课程上；在培训结束后，他还得用手势和夹卷发以及1938年法案通过时在白人妇女间流行的发型来展示自己的才艺。而且这还不够坏，为了能继续经营沙龙，他还得进修以争取一个经理人执照。所有这些让塔利布感到震惊。
塔利布，像许多其他被设置准入条件的企业一样，面临着不可理喻的要求，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忽视办理执照，而理性地去决定继续做生意。当然一切努力都命中注定要通过正常途径获取财政支持，或者甚至要做广告。然而，要想获得一个好的生存，塔利布、法勒及其雇员还要继续做生意。
不久，美容业警察又找上门来，这次，塔利布被告知因他没办经营执照，要处高达1000元一天的罚款和一次监禁。这对他们越来越红火的生意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我很荣幸地提到一点，在塔利布等人和司法研究所的不懈努力和大量工作下，政府已宣布撤销对塔利布沙龙的管制规定。通过这个经典的企业案例，他们已在全国继续推广着头发天然护理和编辫，并使二者日益专业化，他们还努力尝试清除到现在仍在全国各个州困扰他们的这个壁垒。
以上这两位，是数不清的英雄中的代表。他们每天都在为抵制州和地方政府为规制市场准入而设置的任意和非理性的法律而奋斗。专家指出，如果存在于州和地方层次的广泛的行政许可法规文件都被取消的话，至少全国有10％的市场占有额将因准入条件的放开而从中受益。
像赫克托和塔利布这样没有一点资本又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广大民众来说，法律责任正沉重地压在他们肩上。这些法律壁垒意味着不仅仅是不便或做生意成本的增加，而且还是他们命中注定被正式的经济环境所排斥，而成为靠福利救济而生活的人群。
为了分析企业家准入设限壁垒的遍及情况，司法研究所最近受命对以下7个城市进行调查研究。它们分别是格斯顿、巴尔蒂摩、查罗蒂、底特律、纽约、旧金山和圣迭戈。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政府为市场准入设置的合法壁垒遍及广泛，似乎无处不在。例如，在底特律，存在帮母亲摆脱靠福利救济的请保姆照料儿童的急切需求，许多妇女都渴望保姆能为其提供安全且富有爱心的家政服务。依政府设立的条件，儿童中心主任必须是在一所可信赖的大学里工作过60个学期，并且按期组织禁止将小孩丢在公寓里照料的联合检查。结果，在密歇根，大约有超过1.5万名保姆被查出没有营业执照。再看看查罗蒂，你会发现当地已出台一项对家政业发展的禁令，毫无道理地极大阻碍其发展，是为适应全职母亲、老年人和上远班的人而配备的理想职位。而且在纽约，除了受通勤车执照管制的倒霉鬼赫克托之外，要想做一个美容业主，你必须完成超过1600个小时的课堂作业以训练其手艺。当这与纽约政府要求的要想成为一名从事恢复正常心律的高级急救药剂师就得接受116个小时的培训或者要想成为官方认可的防暴保安就得接受47个小时的培训相比，为这个培训所抱怨的任何公共安全和健康要求都会随之而去，转向全心投入。
摆在人们让人面前的问题是，在屠宰场案导致的不幸后果中，法院常规性地认定这样一些垄断和许可证制度这一点让人费解。司法评价的标准竟如此宽大以致于对所有甚至不需要在主张公共健康和安全目标以及政府选择方式以达到这些目标之间相合适。的确，任何合理的可信服的事实只会使一部法律正当地成为当法律通过时即使这一事实决没有经立法机关认真考虑过。
今天这一方式甚至存在于福利改革的不幸后果中，与体验福利权相比，诚信劳动挣钱生活的权利享受不到多少法律保护。
在“特权或豁免条款”缺位时，法院起草其它宪法条款和发展各种各样的法律理论以规制经济管理，最大的争议当然是正在维持的预期过程。最终，这些替代性的宪法性的宪法条款被证明不足以完成它们决不清楚的有意识地表达。结果，只要屠宰场案确立的标准不被挑战，经济自由就保持在宪法的被放逐。
使朦胧通过现在事务状态可能会和使干预年度加长，三个趋势为永久的屠宰场案翻案前景提供希望和为特权或豁免条款重构宪法活力。
首先，学识的不断增长的主体挑战着屠宰场案的道德和法律支持。的确，每个严肃的检验过此案的学者，都相信这是一个错误的判决。学术界和伴随的知识骚动，为推翻这个有害的先前判例提供关键的动力。
与骚动同时发生的是最高法院为认识一些到目前为止未被检验的政府权威的边缘，明显推迟像卢卡斯和洛佩兹这样案子的审理。也许最让人诱惑的是，瑞恩奎斯特法官在多兰案中好像已打开将偏爱宪法权利和那些像经济自由和与次一级威胁相关的财产权利之间一分为二的大门。他指出：“为何把第五修正案这个条款与作为人权法案和第一或第四修正案并列，谈得得那么多，我们认为应该使之降级到后者的一个穷亲戚的地位......”
同时，压倒性的优势的证据和正在大量增加的意见一致的认可福利国家的失败，尤其是在城市内部。这为赞同打开设置准入条件的机会和移开不必要的政府对城内企业的压制的争辩提供了一个社会政治的成熟气候。
为了决定屠宰场案中什么应更换，我看没有比从法官布拉德利、菲尔德和斯韦尼的异议更好的地方提起了。在那里你会发现经济自由的一个基础，正如布拉德利法官说的那样，“每个美国市民采纳和遵守合法的产业追求--不损害社会利益。正如他会看到没有不合理的规制和干预也一样合适的权利”。警力会依然被训练以保护公共健康和安全，但不是用来创造垄断或将不理行的条件强加于市场准入。
司法活动的最高级形式是清楚的保护宪法权利的被表述。屠宰场案是作为对如此不理性的司法活动所造成的现实世界后果的可怕的证据而存在的。
基于所有这些或更多的理由，我们必须推翻屠宰场案。我们宪法的神圣迫使我们要这样。我们研究主管部门可计算的能力需要这样。必须承认，这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但在来年，如果你说这是一项无意义的奋斗，那么我邀请你--跟我一起去试。
我将把你介绍给塔利布和赫克托以及许多像他们那样的人--当你有机会读懂他们的眼神--我将问你两个问题。
我们怎么不去尝试？
如果我们去尝试，我们又怎么会失败？


作者简介：威廉.H.麦勒，美国司法研究所主席，此篇演讲发表于1998年4月华盛顿特区CATO研究中心
译者简介:宋飞,1980年12月11日生,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现在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政府法制办工作.曾在法律图书馆网发表论文《人治与法治的较量-兼论德治》、《从一案看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
》、《试论国有资产流失与法律规制》、《周??与》、《盖尤斯与》
译作《中国传统哲学与争端解决》、《美国诉微软案》。

论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若干问题

甘文超

公诉案件进行简易程序审理，是庭审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大大提高了基层司法机关的诉讼效率，节约了司法成本，便于将工作重点放在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上，促进案件质量的提高。但由于对简易程序立法的不完善，导致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在实践中的诸多不便。笔者就对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若干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

哪些公诉案件能够适用简易程序，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此作了原则性规定：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也均作了具体规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和人民检察院建议或同意适用简易程序要件，在实践中争议不大。但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的认识和理解分歧较大。

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标准，有宣告刑说和法定刑说。持宣告刑说者认为，适用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是法院根据法律及案件的具体情况，以判决的刑式对被告人的应执行的刑罚；持法定刑说者认为，适用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是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触犯的刑法条文所确定的刑罚标准。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也存在着不足。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则》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对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均规定的是，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既然是“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那么就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二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根据法定刑说的观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必须是根据刑法分则规定应当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而非依法“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与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相矛盾；同时，根据刑法分则规定应当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又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案件，按法定刑说就不能适用简易程序，这显然缩小了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范围。法院对被告人以判决的形式宣告执行的刑罚，是在通过法庭审理并经评议，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作出的，是法庭审理的最后阶段，如果仅因最后宣告执行的刑罚在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从而否定前面的所有工作，显然是不明智的作法。改为普通程序审理后的诸多工作会变得毫无意义，反而加大诉讼成本，更谈不上提高诉讼效率，而结果却是一致的。因此宣告刑说也是不可取的。

笔者认为，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应当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法律的规定，认为依法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具体地讲，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刑法分则规定法定刑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2、根据刑法分则规定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可能性较大的；

3、根据刑法分则规定刑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

4、数罪法定刑均在三年有期徒刑刑罚以下，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可能性较大的。

上述后三种情形不包括同时又具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案件。

二、人民法院能否建议适用简易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那么人民检察院同意谁提出的适用简易程序主张并未明确，实则留下一个法律空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六部委在《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也未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同意谁的主张。而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百一十八条中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适用简易程序条件的，应当书面征求人民检察院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同意的应当适用简易程序。同样，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规则》第三百零八条作了类似规定。由此可以看出，人民检察院是对人民法院提出的适用简易程序的主张是否同意，也就是说，人民法院有权对公诉案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笔者认为，《规则》和《解释》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对公诉案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也达不到适用简易程序的宗旨。

(一)、人民法院不能判断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是否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我国刑事诉讼法把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作为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之一。那么人民法院能否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把握住这一条件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按普通程序提起公诉的案件，在开庭前只作程序性审查，而不是实体性审查，这是庭审改革的重要内容，否则难以保证法官的中立性，从而又回到原来法庭审理只是走过场的局面。人民法院受理公诉案件，对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理，至于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事实是否清楚，在法庭上由双方进行质证、核实，不需要在开庭前全面审查。这样才能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人民检察院按普通程序提起公诉的案件向人民法院移送的是主要证据复印件、证人名单、证据目录，而非案件的全部材料。仅从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材料是难以把握案件的全部情况的，也就不能准确判断提起公诉的案件是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既然人民法院不能判断是否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又谈何建议适用简易程序。

（二）、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律根据不足。如前所述，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在刑事诉讼法中未有明确的规定，因人民检察院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而解释人民法院有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权也还有一定的道理，但仅有这一规定是远远不够的。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是以人民检察院按普通程序提起公诉，且没有建议适用简易程序为前提的。人民检察院一经按普通程序提起公诉，普通程序便已启动，如果人民法院要建议适用简易程序，便存在普通程序转为简易程序的问题，然而刑事诉讼法只有关于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规定，而未有普通程序转为简易程序的规定，普通程序转为简易程序后如何操作，期限怎样计算等问题就显得突出，也非通过司法解释所能解决的。

（三）、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会造成与创设简易程序的目的相反的后果。现行刑事诉讼法创设简易程序的目的是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正如前所述，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是在人民检察院按普通程序提起公诉为前提条件的，即使人民法院在开庭前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了实体性审查，能够判断提起公诉的案件是否事实清楚，证据是否充分，也必然花费一定的时间。通过一定的审查时间后再决定按简易程序审理，这样把前面审查的和后面按简易程序审理的时间一起计算，不会比一直按普通程序审理的时间少，反而会更多。从诉讼结果和效果来看转为简易程序审理也并未有什么优越性。此时适用简易程序就会产生降低诉讼效率，加大司法成本，与创设简易程序的宗旨相违背。

（四）、公诉权是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的一项诉讼权利，这种诉权不仅包括诉与不诉的权利，还包括采取以何种方式起诉的权利。人民检察院通过对案件的全面审查，对案件是否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还是基本能够判断的，由其提出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既是其诉权的充分体现，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相反，若由人民法院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有对人民检察院的诉权的侵权之嫌，也不符合客观实际，同时与其是诉讼的裁决者身份相冲突。通过对某地调查的情况看，刑事诉讼法修订后，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基本没有。因此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在实践中也几乎形同虚设。

综上所述，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存在诸多缺陷，现行法律根据还不充分，其制度的设立有不合理之处，建议取消人民法院对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权。

三、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操作

当人民法院在审理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过程中，发现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决定中止审理，并按照公诉案件的第一审普通程序重新审理。对于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在实践中又如何操作，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只作了简单规定。仍存在着不足和不完善的地方。笔者认为，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后应遵循下列程序：

（一）人民法院对于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案件，应当作出决定，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对起诉书已送达被告人的，还应当通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由于人民法院是诉讼的裁决者，因此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决定应当执行。实践中往往是人民法院只口头通知人民检察院，甚至没有通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这是不严肃和错误的，不能充分保证被告人的辩护权。

（二）人民法院决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后，应即时将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案件材料全部退回，人民检察院应按普通程序重新移送。人民检察院对按两种不同程序提起公诉的案件，在起诉书的制作和案卷的移送方式上都有区别，所以人民检察院有必要按普通程序的要求重新提起公诉。实践中存在着人民检察院只把案件抱回，然后只等开庭，而不重新移送材料，这与法律规定按普通程序重新审理相违背，将造成既不是简易程序审理，也不是普通程序审理的怪现象。

（三）人民法院对于人民检察院重新按普通程序移送的案件，仍应第一审的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严格遵循相关规定，不能以在按简易程序审理时完成了有关程序而简化有关程序。要充分保障被告人履行其应有的诉讼权，特别是相应规定的时间要保证。针对这一点，实践中由于司法机关往往怕麻烦，加上对被告人诉权保护的观念不强，而不严格遵循普通程序的规定。

（四）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期限。《解释》第第二百三十条规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应当从决定转为普通程序之日起计算。《规则》第三百一十四条规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期限应当从收到人民法院有关案件材料之日起计算。仔细比较，二者的规定是有一定区别的。人民法院决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后，应当把案卷材料退回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重新按普通程序移送材料时，应当给予适当的时间，而这个时间计入人民法院审理的时间，显然不合适。但人民检察院又以此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限，也显然过长。笔者认为，规定人民检察院在法院决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后十日内向人民法院重新提起公诉比较为宜。同时，人民法院应从重新收到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材料后开始计算审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