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市工程建设监理条例（2004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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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自由心证及其制约机制

湖南大学法学院 04级3班 李宏伟


摘要：自由心证制度是要求法官依据“良心”和“理性”，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和审判经验，合理判断证据的证明价值的一项制度，它已成为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普遍的证据原则，本文通过探询自由心证的起源，以及存在的合理性基础，来论证我们应该建立自由心证制度．并通过对自由心证的内、外制约机制的论述，证明自由心证的实施，不仅仅只是肯定法官独立进行证据判断的权力，而且也对这种权力的行使进行了必要的监督和限制。
关键词：自由心证 合理性基础 内外制约机制
一：自由心证的含义和渊流。
什么是自由心证，自由心证是指一切诉讼证据的证明力的大小及其取舍，法律不预先规定，而是根据其法律意识自由判断，法官通过证据判断形成的内心确信，谓之“心证”，心证如果达到深信不疑的程度，即谓之“确信”，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心证又称“内心确信”，法官审判案件只根据自己的心证对案件事实进行裁判。
早在古罗马时代就有裁判官自由判断证据的规定和实践，当时的自由心证主要体现在对证据，证人的判断上。帝国时代哈德良皇帝在其批复中指出：“你们（裁判官，行省总督）最好能够确定证人的诚实信用程度，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尊严，他们的名声，谁似乎闪烁其辞，是否自相矛盾或显然的据实回答。”近代意义上的自由心证则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自十七世纪始，欧洲封建主阶级与新兴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封建统治阶级采取各种手段，包括法律手段，竭力维护封建主的财产所有制，维护封建等级特权。反映在诉讼证据制度上，封建统治阶级推行中世纪后期宗教法庭适用的法定证据制度，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法律上的预先规定，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只需要依据法律的规定被动机械地计算证据的证明力，而无权依照自己的认识和思维独立判断证据。与神示证据制度相比，法定证据制度具有历史性进步意义，但这种制度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其弊端越来越明显，主要在于它充满了封建的专横、武断和僵化，使法官在判断证据方面没有任何主动性。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思想运动时期，人们以理性主义、人文主义代替古代的自然主义和中世纪的神学主义，系统地提出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等理论，来坚决反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到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欧洲各国相继爆发了推翻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先后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法律制度也随之发生变革，废除了纠问式的诉讼制度，创设了辩论式诉讼制度，建立了陪审团裁判制度。1790年12月26日，法国的杜波尔向宪法议会提出了一项革新议案。在这项议案中，自由心证的原则第一次被提出来。杜波尔认为，判断案件事实真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由法律预先规定何种证据可以用来确定事实。另一种方法就是周密的搜集，调查一切材料，在法官面前加以阐明，再由法官进行判断。但前一种方法不顾事实的复杂性，也不顾法官是否形成确信，强迫法官根据法律预先规定做出裁判，这是荒谬的，后来经过辩论，1791年法国宪法会议正式废除了法定证据制度，宣布法官负有把自己的内心确信作为裁判的惟一根据的义务。1808年法国颁布了《刑事诉讼法典》，明确规定了自由心证制度。第342条规定所表述的：法律对于陪审员通过何种方法而认定事实，并不计较；法律也不为陪审员规定任何规则，使他们判断已否齐备及是否充分；法律仅要求陪审员深思细察，并本诸良心，诚实推求已经提出的对于被告不利和有利的证据在他们的理智上产生了何种印象。法律未曾对陪审员说：“经若干名证人证明的事实即为真实的事实”；法律也未说：“未经某种记录、某种证件、若干证人、若干凭证证明的事实，即不得视为已有充分证明”；法律仅对陪审员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已经形成内心的确信否？”此即陪审员职责之所在。此后，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中普遍采用了自由心证制度。1877年的德国《刑事诉讼条例》第260条规定，“对于法庭调查的结果，法官应该根据全部审理的总和所提出的自由确信来裁判”。日本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318条也规定“证据的证明力，由法官自由判断”。英美法系国家没有自由心证原则的明确规定，但是他们所采取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据证明标准和“内心确信”二者具有明显的同一性，并且作为一种沿袭已久的司法传统，由事实裁判者对证据进行自由评价，并根据所形成的心证作出裁判却是陪审团裁判制度的典型特征。
二：自由心证的合理性基础
(一)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有的学者认为“自由心证是以康德学派的不可知论为起哲学基础的。”“资产阶级法学家认为,法官判断案情没有丝毫疑问是不可能的,只能满足于较强或是较弱的高度盖然性,没有也不可能有绝对的真实性。对法官判断证据,裁判案件的要求只能是：法官在主观上必须相信自己所做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进行刑事诉讼做出判断也仅仅满足于盖然性,其结果怎么样呢?只有两种可能：或放纵犯罪,或冤枉无辜,这显然与我们进行刑事诉讼所追求的客观真实截然相反,背道而驰。” 因而对自由心证的理论基础持否定态度。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第一：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这个角度来说，他强调世界是可知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人的认识既有受限制的一面，也有其不断发展的一面。认识是一个由不知到知、由浅入深的充满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同时，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又强调认识的客观性与实践性，认为人类自身的社会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与基础，世界的客观真实性与事物运动的规律性只有通过客观的实践才能得到充分的认识。从案件事实这个客观存在来说，案件事实也是可知的，但是因为案件发生后，“便一去不复反了，人们无力扭转时空使往事重现。证据是人们能所得到的与发生过的案件事实联系最为紧密的东西”根据具有关联性的各种证据,也就是“评借事实的碎片重构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之间存在或多多少的差别总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证据事实与待证事实之间的联系的多样性需要充分发挥司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从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出：“从证据到事实的判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过程,立法不可能把所有证据---事实的必然性作出规定,而且这种必然性关系在现实之中少之又少,大量的证据--事实关系是一种或然性关系,而且这种或然性的高低程度又无法精确计算,这就是其更不可能上升到立法层面上来”所以,这种理论基础,也就使得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需要依靠法官的自由心证,并且为合理的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了依据。就像美国法学家霍尔姆斯所说的：“当代社会生活的复杂,已经远非简单的逻辑推理所能含盖,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更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法律现实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普通法的传统中发现事实的困难,法律规则的含糊不清和不确定性,使得法官有很大的选择余地”。
第二：“盖然性”理论。有的学者把盖然性理解为 “人的理性思维能力是如此的无能，以至于不可能准确认识客观事物。” 事实上，这是对“盖然性”的一种误解。内心确信是基于盖然性的认识原则在证据法上的具体体现。盖然性既是自由心证的基础,又能为确信的尺度提供明确的依据,起着限制过度自由的作用。内心确信的关键是确信的关键是确信的衡量标准与衡量的方法,理论上将其称为证明标准或证明尺度。“证明尺度则是一把尺子,衡量什么时候证明成功了，证明尺度也决定某个具体内容的法官心证,他决定着法官必须凭什么才算得到了心证。” 尽管证明尺度概念本身清晰而准确,但是不能直接为法官的内心确信提供切实可靠的标准,抽象的尺度至少不能为确信的界限提供一种确切的，实在的依据,所以自由心证制度将内心确信寄托于盖然性,让盖然性理论介入法官的认识,要求法官按照自己的理智和良心切实排除可能存在的怀疑,然后充分相信出于理性的认识与判断,并且按照这一原则支配自己的判断。在哲学上,盖然性与实在性相对应,指出的是一种“由事实或者数据支撑的最高程度的现实可能性,也就是在相同的条件下多次反复的结果基本相同,出现偏差或错误的可能性极低,而且具有趋向现实的内在动力,隐含着客观性的主要因素。”因此在事实认定的范围之内盖然性的内涵决定着法官的心证目标与心证内容的本质差异：法官心证的目的应当是客观真实的发现,法官心证的内容则必然是客观真实的盖然性的归结。在证据法理论的研究中,如果能够切实的充分证明目标与证明内容的界限,将发现客观真实是为一切证明活动的必然要求,而将能有效排除怀疑的盖然性是为内心确信的成立基础,那么围绕着自由心证制度所产生的争议都有一个合理解决的途径,从这层意义上说，不容怀疑的盖然性应当成为法官内心确信的思想基础.
（二）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论。自由心证所谓的“内心确信”是一种心理状态，属于意识范畴，但是这种意识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由客观存在所决定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自由心证的判断来源于证据的客观存在。如果没有证据的客观存在，也就不能形成内心确信，因此，如果仅凭审判人员的推测或是主观臆断来进行裁判，实际上并非是对自由心证 的遵循，反而是对自由心证的违反。另外，如果仅仅依靠审判员的个人办案经验或是法律知识来认定事实，也不为自由心证所允许。因为这两种情况都是对唯物论的违反，不符合自由心证的基础。对此日本的学者精辟的指出：“毫无疑问，自由心证主义决没有容许裁判恣意判断的含义，相反，该原则要求的是根据经验法则而形成的合理心证。”
第二：自由心证 的形成过程是在案件的审理和证据的调查中形成的。在审判的过程中，特别是证据的调查过程中，是严格遵循物质决定意识的哲学基础进行的。在此过程中，又有两项原则保证自由心证的正确形成。一：直接采证原则，指“凡参与案件裁决的法官必须亲自投身于该案的庭审之中，直接听取当事人、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陈述，言词辩论，耳闻目睹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质证活动，掌握第一手材料。没有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不得对案件的判决发表意见。”这，就保证了这种直接采纳的证据来源于现实，属于客观存在，以保证证据的客观性。二：言词辩论原则，“真理越辩越明”只有经过辩论和质证的证据才能作为裁判和形成心证的依据，自由心证的客观性要求，只有经过言词辩论，才便于“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也符合我国“证据必须确实充分”的 要求。所以自由心证并不像有些学者说的那样，“自由心证没有判断证据是非的客观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法官，陪审员主观上的“良心”和“理智”，而是符合物质决定意识的哲学要求
三：我国应当确立自由心证的证据原则。
上文我们从自由心证的合理性基础来讨论了自由心证的合理性,但是，“历史的经验已经反复证明，理论上很完美的制度并不一定可以付诸实施，而行之有效的制度却未必是事先设计好的。” 所以，不论一项制度有其多么合理的基础,只要采纳就必须保证这项制度符合其国情。从这个层面展开,我们就先来探讨自由心证制度是否符合我们国家的国情。尽管我国法律没有规定自由心证制度，但自由心证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是客观存在的，因为法官往往是依靠审判经验，自觉不自觉地在运用自由心证的原则性精神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即使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判断证据的原则，也存在一个主观对客观的认识过程，不可能排除法官的自由心证。更何况“事实求实”是一个抽象的哲学范畴，可以作为我们工作的一般指导原则，但不应该成为我们的证据制度。事实上，我国法律已经有了自由心证的痕迹。先从刑法分则来看，大量的条款都有“情节严重的”“造成严重后果的”等酌定情节，都需要我们法官的自由判断。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4条也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的审核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通过这些法律规定，也说明了，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符合我国的国情。
第二：自由心证原则为“疑罪从无”提供理论基础。“疑罪从无”原则是现代刑法“有利被告”思想的体现，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内容之一“疑罪”从有、从无之争，集中表现了刑法人权保障机能与保护社会机能之价值冲突。“疑罪”从理论上讲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有罪，要么无罪，“疑罪从无”有背“有罪必罚”，有放纵犯罪之虑而“疑罪从有”却有“刑及无辜”，滥用刑罚之忧。如果按照事实求实的原则，，不可能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所以“疑罪从无”只是一种选择。自由心证的原则恰恰为疑罪从无提供了理论依据，因为自由心证的要旨在于司法人员的自由判断，精心思考，从而形成自己对案件是或不是的看法，也就是形成自己内心确信的状态。“排除合理怀疑”从而为“疑罪从无”两难困境的解脱提供了理论支持。
第三：自由心证原则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呼应，也是平衡“自由裁量”的保障。法官的自由裁量是指法官在审判活动中，根据每一案件的具体情况，有依据的做出裁判的权力。“立法的抽象性，法律语言的模糊性，法律本身的僵化性，立法的不周全性与现实生活的具体性、易变性决定着法官必须行使自由裁量权” 但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并不是绝对的、毫无限制的行使，而是相对的。所以这样就容易产生一对矛盾那就是一方面要求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又要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又很难把握和平衡自由裁量权的“度”。这就需要一套规范的机制，而对自由心证的遵循，恰恰与正确把握自由裁量相呼应。只要在法的精神指导下，正确把握自由心证的内涵和严格遵循内外制约机制，就可以追求到自由裁量的正当化和合理化。
四：自由心证在现实司法中的应用关键
从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的内涵来看,不但强调法官对证据的评价和采信有了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权。也强调了,为了使自由心证正当化，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可能产生的弊端，自由心证制度一方面保障法官自由形成心证，另一方面用保障措施和制约措施来规范心证形成的自由。也就是说自由心证并不是主观臆断，而是一种辨证的“自由”，法官在自由心证的过程中，必须遵循唯物论和辨证的认识论规律，同时，必须执行与自由心证相配套的一系列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制度，以保障其在发现真相与抑制主观随意之间的平衡.从而保持持久的公信力和生命力，并且最大范围的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 因此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主要的就是内外监机制.以及程序监督.
一：内部的监督机制。一是法官资格的限制。自由心证应当具备的首要条件就是人的条件，严格法官准入制度，以保障法官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我国学者龙宗智的条件论可以推出制度取决于条件，但是在一定条件的支撑下，制度对于条件也有一种反作用。即以制度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对相关条件产生“拉动”作用，虽然，我国缺乏所谓的“学识法律家集团”，很多法官缺乏现代的法意识和操守，但是现代自由心证的确立在一方面对法官素质的要求提高，另一方面也可以“拉动”我国法官素质的提高。二是明确要求法官应本着良知理性地评价、采信证据。法官在判断案件时,通过经验法则,逻辑法则对法官判案过程中的一个监督。所谓的逻辑法则就是只人们能够得意进行正确的思考所依据的规则,其主要包括同一律,排他律以及矛盾律等,逻辑法则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了以经验法则为根据,从已知事实推倒出未知事实的逻辑工具.逻辑是法律思维的工具.公正司法需要逻辑力和逻辑程序加以保障。所谓经验法则，是只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以及科学实验中,对客观外界普遍现象与通常规律形成的一种理性认识.经验法则具有一般性,他是不证自明的显然性命题,是法官评价证据的主要依据。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是对法官的逻辑法则和经验法则的规制提出的要求,这个要求可以简单的概括为理性,法官应该是一个理性的人,其经验,推理,自由心证都应该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逻辑法则和经验法则则构成了对自由心证的内在制约.
二：外部制约机制。任何的自律都是没有他律所起到的作用强大。在内在制约机制确保也具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外部制约机制则是自由心证实施的最底保障.在这里我认为除了建立健全直接言辞证据原则,建立证据庭前审查制度,完善审判监督机制,以及审判书的改革等制度,另外就是要加强当事人的监督，也就是赋予当事人的监督权力，（这里是权力，而不是权利）。卢俊认为，人生而自由平等，人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转化的过程中，我们每个公民将自己的私权力牺牲一部分，转让给集体，形成社会的公权力，并且自愿接受公权力的指导，为的就是更好的享受自由财产和人身的安全。从我国现在实行的诉讼模式来看，虽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允许当事人的控辩，但是职权主义的色彩还相当浓厚，法院与控方和辩方还没有形成合理的司法距离。辩方始终还是弱势的一方。所以，我认为，在当事人陷入诉讼，也就是自己的权利受到威胁的时候，应该将自己先前给予集体的那份权力，转化成监督的权力，这样一方面是为了使“蹩足”的诉讼三角形正常化，另一方面也可以监督法官正确行使自由心证的原则，使其潜在的危险消灭在制度的规范中。总之，只要具有良好的，健全的制约机制，自由心证将发挥出很大的科学性和功能性。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城乡建设用地管理办法（修正）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83年7月13日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1984年9月6日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关于修改〈浙江省城乡建设用地管理办法〉的决定》修订）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国家建设用地
第三章 农村建设用地
第四章 对违反用地管理行为的处置
第五章 附 则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保护和节约使用土地，保障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土地是国家的宝贵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土地，是一项基本国策。我省人多地少，土地特别珍贵。管理好城乡建设用地，制止乱占滥用土地，是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责。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范围内国家建设用地、城乡集体单位建设用地和农村私人建房用地的管理。
本省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建设用地的征用和管理办法，另行规定。
第三条 一切国有土地、集体所有土地（包括农民的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承包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变相买卖、租赁和违法转让。
农民对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承包地只有按照规定用途使用的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第四条 省、地、市、县农业厅（局），是各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职能部门，对辖区内土地实行管理。
乡（镇）人民政府对辖区内土地的使用，进行检查和监督，保证本办法的贯彻实施。
第五条 城市、建制镇规划区内的土地，由城乡建设部门按照批准的城镇规划，实施统一的规划管理。在城镇规划区内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服从城镇规划和规划管理。
第六条 市、县人民政府对辖区内国家建设用地、城乡集体单位建设用地和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必须提出年度建设用地的规划和控制指标，由省土地管理部门核定，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各项建设用地，都必须服从城乡建设规划，按规定办理征用、划拨、使用的审批手续。

第二章 国家建设用地
第七条 列入计划的国家建设项目需要使用集体所有土地的，必须按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第七条规定的程序，办理征地手续。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由所在市、县土地管理部门主持，用地单位和被征地单位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商定正确处理补偿、安置等事项。
城市和建制镇的城镇建设需要征用土地的，可由城乡建设部门根据批准的城市、建制镇建设规划，办理申报征用手续。
第八条 征用土地的审批权限：
征用耕地（包括园地、养殖水塘——下同）二亩以下（含二亩），非耕地五亩以下（含五亩），由县（市）土地管理部门审查，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征用耕地二亩以上至五亩，非耕地五亩以上至二十亩，由市、地区土地管理部门审查，市人民政府、地区行署批准；征用耕地五亩以
上，非耕地二十亩以上，由省土地管理部门审查，省人民政府批准，征用耕地一千亩以上，非耕地一万亩以上，由省人民政府审查，报国务院批准。
征用城市人口五十万人以上的城市郊区的土地，按《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第八条规定，由市人民政府审查，省人民政府批准。
根据批准的城市建设规划，进行成片建设需要征用集体所有土地的，由市人民政府提出报告，经省土地管理部门调查核实，省人民政府批准征地指标后，由市人民政府统一办理征地事宜。
省、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建立的常年固定蔬菜基地，不得征用；因国家建设的特殊需要，非征不可的，必须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在补足新菜地后，才能使用。
市、县人民政府审批和申报征用的土地，不得超过省核定的年度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第九条 征用土地，用地单位应支付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和地面附着物补偿费。
（一）土地补偿费。征用耕地的补偿标准，城市郊区为年产值的五至六倍，其他地方为年产值的四至五倍。年产值按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的平均产量和国家牌价（按照征购和超购的实际比例）计算。征用非耕地的，其补偿费标准最高不超过耕地标准的二分之一，年产值以粮田计算。
（二）青苗补偿费。被征耕地上青苗的补偿标准为当季作物的产值；无苗的或协商征地方案后抢种作物的，不予补偿。
（三）地面附着物补偿费。被征土地上的树木和建筑物、构筑物等设施，予以折价补偿或迁建。补偿标准由市、县人民政府规定。协商征地方案后抢种树木或抢建设施的，不予补偿。
第十条 征用耕地的，用地单位还应支付安置补助费。
需要付给安置补助费的人数，按征用面积与被征地单位原人均耕地之比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人的安置补助费，为被征耕地每亩年产值的二至三倍。征用耕地每亩需安置的人数在四人以上的，其安置补助费总额最高不得超过被征耕地每亩年产值的十倍。
给予安置补助费的，不安排招工。
第十一条 被征地单位收取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由集体用于发展生产、安排因土地被征用而出现的多余劳动力的就业和不能就业人员的生活补助，不得列入农民集体收益分配或移作他用。土地管理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和农业银行负责监督。
青苗或地面附着物属于个人的，补偿费付给个人。
第十二条 因耕地被征造成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应由所在乡、村安置，从事农业和其他各业生产。确实安置不完的剩余劳动力，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劳动部门批准，可用招工办法进行安置：
（一）被征耕地在城市、县城规划区内，征地后人均耕地不足零点四亩的；
（二）国家和省的重点建设项目征用耕地的。
招工名额按被征耕地面积与原劳均耕地之比计算。用招工办法安置的劳动力，必须符合招工条件，实行合同制，主要安置在集体企事业单位。其户粮关系的迁转，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办理。
用招工办法安置劳动力的，其安置补助费付给招工单位，被征地单位不得索取。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征用耕地的，应向市、县农业部门交纳造地费；征用蔬菜基地的，应向市、县蔬菜主管部门交纳菜地建设费。造地费和菜地建设费的收取标准和使用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四条 被征地单位的计税耕地被征用后，其农业税和粮食、农副产品购销指标应予调整，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五条 土地被征完的生产队，有条件的，可组织迁队、并队。土地被征完而不能迁队、并队的，其不符合招工条件的农民，经所在市、县人民政府审查，市人民政府、地区行署批准，可就地转为非农业人口。
迁队、并队或撤销建制的生产队，其集体所有的财产和所得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由市、县农业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商定处理，用于组织生产和农民生活补助，不得私分。
第十六条 国家兴建大、中型水利、水电等工程，需要移民的，由所在市、县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 凡按照本办法规定征用土地的，被征地单位应服从国家建设的需要，签订征地协议，按期拨出被征用的土地，不得提出额外要求，妨碍和阻挠国家建设。
第十八条 征用一年还不使用的土地，除经原批准征地的机关同意延期使用的以外，所在市、县人民政府有权收回，并报原批准机关备案。原用地单位不得擅自处理，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
对收回的土地，可按本办法规定的审批权限，有偿拨给其他符合征地条件的单位使用；或经原批准征地机关许可，暂借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耕种；国家建设需要时，应即无条件收回。
第十九条 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因堆料场、运输通道或其他设施需要临时用地的，应在已征用的土地范围内解决。确实需要借用土地的，用地单位可提出借用数量和期限的申请，由市、县土地管理部门审批。借用二十亩以上的，由省土地管理部门审批。借用期一般不得超过二年，确实
需要延长借用期限的，报原批准机关审批。借用期间，用地单位应按所借土地的年产值逐年予以补偿。在临时用地上不得兴建永久性建筑。工程竣工后，应负责恢复土地耕种条件，归还原单位。
第二十条 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视同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按照本章的规定办理。
全民所有制单位或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联合投资兴办企事业，需要使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比照本章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一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长期耕种的国有土地，国家建设需要时，应予收回，不予补偿。有青苗的，付给青苗补偿费。
第二十二条 国家建设需要使用城市市区和建制镇的国有土地和国营农、林、牧、渔场的国有土地的，按照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审批权限，分别由城乡建设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审查，经批准后划拨。

第三章 农村建设用地
第二十三条 乡、镇和村庄，应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布局、节约用地、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要求，制定建设规划。
村的规划要经村民大会讨论通过，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乡（镇）的规划，要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报县人民政府批准。
农村建设用地，应尽量利用现有旧房宅基地、空地、荒地、坡地等非耕地，不占或少占耕地。
第二十四条 农村集体建设（包括兴建、扩建乡镇企业、事业、公用设施）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办理申报、批准手续；其用地的审批权限，比照本办法第八条的规定办理。
农村兴建小型农田水利、简易公路等设施需要使用土地的，其用地审批手续由市、县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十五条 严格控制砖瓦窑和砖瓦窑的用地。市、县人民政府对砖瓦窑要认真进行清理。凡属盲目发展、滥占耕地的，应一律取缔，责令退地还耕。对准许其继续生产的砖瓦窑，应在保证水土不流失的条件下，充分利用不宜种植的山丘、土坡取土，并同造地结合起来，不得占用耕地
。严禁在河堤、海塘、路基取土。对已被占用的耕地，应有恢复种植或用于其他生产的切实措施。新建砖瓦窑应按省人民政府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违者，责令拆除，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六条 严格控制占用耕地建房。农村私人建房，应服从村镇建设规划。任何人不得违反村镇规划，擅自占地建房。
要搞好农村住房设计，提倡盖楼房，严格限制宅基地面积。
农村私人建房宅基地面积标准，由市、县人民政府按照省人民政府《贯彻执行国务院〈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的实施办法》，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定；农村各类专业户、非农业个体经营户和经济联合体的生产、营业房屋的建设用地面积标准和用地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
规定。
农村私人建房需要使用土地的，应向所在村的村民委员会申请，经村民大会讨论通过；使用非耕地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审批，报市、县土地管理部门备案；使用耕地的，经乡（镇）人民政府同意，报市、县土地管理部门审查，由市、县人民政府批准。
市、县人民政府审批农村私人建房占用耕地，不得超过省核定的年度建房用地控制指标。
第二十七条 回乡落户的退休、退职、离休职工、干部、军人和其他人员的建房用地，列入村镇建设规划，与农民同等对待。
回乡定居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外籍华人的建房用地，以及侨眷用侨汇建房的用地，由市、县人民政府审核批准。
第二十八条 农民迁居并拆除房屋后腾出的宅基地，由村民委员会收回。
出卖、出租房屋的，不得再申请宅基地（经村民委员会同意调剂宅基地的除外）。
第二十九条 改造旧村、建设新村腾出多余宅基地用于农业生产的，可比照新开荒地，免征农业税五年。
第三十条 禁止占用耕地建坟。积极提倡火葬、深埋，利用山地等非耕地建设公墓，但不得破坏山林。

第四章 对违反用地管理行为的处置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违法行为的，分别给予经济制裁、行政处分：
（一）国家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企事业单位买卖、变相买卖、租赁国有土地的，非法所得予以没收，土地使用权由土地管理部门或城乡建设部门收回，在违法占用土地上兴建的建筑物予以没收或拆除，对双方主使人和直接责任者处以罚款，并可给予行政处分。
（二）集体单位或个人出卖国有土地（包括城市国有土地、国家已征用的土地、借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国有土地）的，交易无效，非法所得予以没收；已建建筑物的，予以没收或拆除；对出卖者处以罚款，并可给予行政处分。
（三）单位或个人擅自侵占国有土地建房的，责令退还土地，所建房屋予以没收或拆除；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令赔偿；并可给予行政处分。
（四）建设单位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买卖、变相买卖、租赁集体土地，未建建筑物的，没收非法所得，土地退还集体，并对双方处以每亩五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买卖、变相买卖、租赁蔬菜基地的，加倍罚款；已建建筑物的，其土地、建筑物及非法所得一并予以没收；对双方主使人和
直接责任者处以罚款，并可给予行政处分。
（五）违反本办法规定，拒不签订或拒不执行征地协议，影响被征地单位生产和农民生活或妨碍用地单位施工建设，使对方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并对主使人和直接责任者处以罚款或行政处分。
（六）超越审批权限擅自批准征用、划拨土地的，审批无效，对审批人给予行政处分。
（七）建设单位借用临时用地到期不归还的，责令归还土地，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拒不归还的，处以每年每亩五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并对主使人处以罚款。
（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未经批准占用集体土地兴建建筑物的，限期拆除，退地还耕；不能拆除恢复耕种的，处以每亩五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超过批准面积兴建建筑物的，对超过部分按上述规定处罚；并对主使人和直接责任者处以罚款，或给予行政处分。
（九）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未按规定办理使用土地批准手续，以土地入股与全民所有制单位或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搞联营企业建房的，处以罚款。
（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占用集体土地建房出卖、出租的，交易无效，非法所得予以没收，处以每亩五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并对双方主使人和直接责任者处以罚款。
（十一）农民侵占集体土地建房的，责令拆除，退还土地；房屋不能拆除的，处以罚款；超过批准的宅基地面积建房的，对超过部分处以罚款。
（十二）农民在自留地、承包地上毁田打坯、烧砖瓦的，责令还耕，并可处以罚款。
（十三）城镇居民、农村非农业户侵占或购买集体土地建房的，责令拆除，退还土地；已建房屋不能拆除的，予以没收，或处以罚款。
（十四）国家工作人员、农村基层干部利用职权，非法占地建房的，责令拆除，退还土地；房屋不能拆除的，予以没收，或处以罚款；并可给予行政处分。
以上（十一）、（十三）、（十四）项中的罚款数额，由市、县人民政府规定；其余各项中对主使人、直接责任者、当事人的罚款数额，最高不超过其本人六个月的收入。
第三十二条 对违法单位的经济制裁，由所在市、县土地管理部门或城乡建设部门提出，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其上级主管部门负责督促。
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工的经济制裁，由所在市、县土地管理部门或城乡建设部门决定和执行，违法者所在单位负责督促；处以没收建筑物的，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对农村基层干部、农民、非农业户的经济制裁，由乡（镇）人民政府决定和执行，并报市、县土地管理部门备案。
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工的行政处分，由所在市、县土地管理部门或城乡建设部门提出意见，由主管单位决定和执行。
第三十三条 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和行政机关支付的罚款和经济赔偿，应从本单位企业基金、利润留成、经费包干结余或单位预算外资金中支付，不得列入生产成本、事业费、行政费或摊入基本建设投资。主管部门和银行负责监督。
第三十四条 以上各项罚、没收入，由处罚执行机关收取，交市、县财政部门。
第三十五条 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决定处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盗卖国有土地骗取非法所得的；
（二）为首策划出卖集体土地，破坏集体生产的；
（三）在买卖、变相买卖、租赁土地等非法活动中进行投机倒把的；
（四）在征用、划拨土地过程中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的；
（五）在征用土地或处理违反用地管理行为过程中，煽动闹事，破坏公共秩序的。
第三十七条 对本办法公布以前发生的违反用地管理办法的行为，分别由省、地、市、县人民政府根据当时的法规和政策，进行处理，对抗拒者应从严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省其他有关建设用地管理的规定，与本办法有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1984年9月6日